程慧平:司法与仲裁的关系是互相支持、互相关注、互相维护

发布时间:2020-10-16 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程慧平:司法与仲裁的关系是互相支持、互相关注、互相维护

2020上半年,笼罩在新冠疫情阴影下的社会经济生活陷入了艰难的滞缓,在相关的法律领域,无论是诉讼、仲裁还是其他形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都几近停摆。危机之下常有思考,有革新。而在艰难阻塞的背面,争议解决的未来机遇正在萌发。

2020年9月22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主会场北京举行。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作为金牌赞助商参与了本次峰会,律所高级顾问程慧平受邀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自2001年起,程慧平在北京市法院系统工作近16年,曾担任法官、审判长,期间获得首届北京市商事审判业务标兵、北京市法院系统先进法官、北京市双优法官等多项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此后历任中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负责人、北京初亭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并在2017年受聘成为仲裁员。在她的事业生涯中,执业最久的是法官与仲裁员,“居中裁判”是其职业生涯鲜明的标记。

两类裁判者 法官和仲裁员有何不同

200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毕业后,程慧平进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工作。审理内容包括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承认外国裁决和判决等涉外案件。当时,总部位于北京的仲裁机构都在北京市二中院的辖区内,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十分频繁,程慧平与仲裁的接触自此开始。2017年5月,告别法院系统一年后,程慧平受聘成为仲裁员,至今已成功审理超过150件仲裁案件。

法官、仲裁员、法务、律师,法律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几大职业程慧平都有经历,如果将所有职业经历放置在一个意象化的空间之中,她认为那个场景像一个球场,所有人有同样一个目标——踢一场好球。

法官是“裁判员”。规则既成,事实与证据一一摆放眼前,“裁判”据此作出裁断。

法务是“守门员”。把控好风险关,力求在纠纷和风险到来之前通过内部管理、合规审查提前化解风险。

律师则是“球员”。利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尽力为当事人获取最大可能的利益。

在“球场”上以不同的视角走过一遭,程慧平逐渐将那些经验熔于一炉,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当事人产生法律问题的根源,理解当事人深层的诉求,进而制定出更好的解决之道。

尽管成为仲裁员的时间并不算久,但由于多年在法院工作的丰富经验,在她参与处理的仲裁案件中,程慧平大多担任首席或独任仲裁员。亲身体悟过两种身份,她对其中的异同有着独到的理解。她认为,尽管同样作为“裁判者”,法官与仲裁员看待案件时的角度、出发点、文书的拟制等都存有差别。

仲裁一向被誉为“专家断案”,针对每一件具体案件,仲裁庭都由既熟悉其相应领域,同时擅长法律问题的专家组成,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当事人的商业利益,从而做出更有利于商业安排的裁决。相对于此,法官则需面对大量不同的案件,难以保证所审理的每一起案件都是其最为擅长的领域,更多是遵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法律文书的内容也有差异。

程慧平曾作为法官制作过判决书,也曾作为仲裁员撰写过裁决书,个人精力与时间的投入使她切身体验到个中差别。她直言,同类案件对比,完成一份仲裁裁决书要比法院判决书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

相比于判决书,仲裁裁决的内容更加详细。为了确保裁决顺利执行,在满足“合法性”的同时,对“合理性”的阐明必不可少。一份合格的裁决书往往对仲裁中的每一步进程都进行详细地阐述。她举例说,在裁决书中裁项会与双方仲裁请求及反请求一一呼应,并详细阐明理由,从而避免出现漏裁或者超裁。而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则更注重案件事实的查明、法律法规的正确援引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同时法官也面对大量案件的工作压力,客观上需要对工作进行繁简分流,因此,部分案件的判决书内容相对简洁。程慧平认为,这是目前裁决书在客观上相较于判决书具有的差别。

(程慧平应邀出席2020中国仲裁高峰论坛)

更深层的差异,在于两者审理案件的出发点不同。

程慧平介绍说,相较于诉讼,仲裁在符合基本的法律框架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其开展及审理所遵循的契约基础。在仲裁案件中,申请仲裁的双方当事人通常是具有成熟决策能力的商业主体,往往在纠纷产生前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与纠纷有理性的预估,并通过合同等方式确立下来。因此,仲裁案件的裁决结果相对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审理过程中也会与双方当事人进行充分协商,最终围绕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做出裁决。

法官则不同。

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中提到——“注意处理好民商事审判与行政监管的关系,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

其中的“穿透式思维”正是程慧平16年法院工作中始终接受的职业教育理念。尽管我国法律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但针对具体的某些案件,过往判例的裁量标准也会对其后的同类案件审理产生参考价值。程慧平说:“法官会思考,对具体某一个案件的审判,会对这一类型的纠纷解决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维护了什么样的秩序?惩罚了什么样的不当行为?”代表权威的司法机关,法官对案件的判断不会仅拘泥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同时也会从法律角度和社会秩序出发,力求使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成为仲裁员后,这种“穿透式思维”也被程慧平带入到了仲裁工作之中。

法院与仲裁委充分联动

使当事人真正化解矛盾 息诉服判

2014年,还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的程慧平审理了一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被申请人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经过与仲裁庭、社区居委会等进行大量的沟通,最终案件得到解决。这起案件给程慧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关于此事的相关报道中,北京二中院提到:“法院与仲裁委进行联动,有助于使当事人真正化解矛盾,息诉服判。”这一观点在持续推进“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的今天依然是行业热点。

“法院与仲裁机构的关系是互相支持、互相关注、互相维护。”程慧平说道。

作为曾经的法官,程慧平说,法律是一门人文科学,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复杂的现实要素,无法黑白分明地认定某一方是绝对的“对”与“错”。法院在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时,如果仲裁程序合法,裁决结果不引起特别大的社会争议、产生恶劣的社会效果,法院都会尽量尊重仲裁庭的决定。同时,结合曾经的经验,她认为裁决书的明晰度对于裁决的执行也十分重要。“裁决作出后,如果没有法院的执行,对当事人来说也是一纸空文,不能在现实中真正得到自己的权益,裁决书的内容必须要靠法院的执行机构进行落实。所以在写裁决书的过程中,我会经常思考怎样能够让法院没有歧义、很清楚明了地把裁决最终落实下去。”

相互关注,则在于诉讼与仲裁两种体系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辩证性引入。

她举例说——严格来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适用范围仅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仲裁审理可以不必依此适用。但在实际的仲裁活动中,仲裁庭往往也会将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纳入到裁决的考量之中。“关注司法解释的公民都知道,司法解释代表着国家、社会对某类具体法律问题相对普遍、权威的看法。”她解释道,“如果一个仲裁裁决做出了与司法解释完全相反的判断,那么仲裁庭必须通过大量、充分的合理论述对当事人和全社会进行说明并获得认可,否则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转、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整体进步都是不利的。”同时,一个好的仲裁员也应当关注司法活动中有影响力的判例,“作为法律人要不断地学习,才能保持自己不被淘汰。”

相应地,司法系统对于仲裁的关注也十分必要且颇具价值。尽管依照当事人意愿,多数仲裁裁决不予公开,但在一些新兴领域、新型纠纷类型的仲裁案件中,法律人有机会从媒体、当事人的披露中获知相关的仲裁案例,而这些新动向往往是整个法律共同体都可能面对的“新事物”。程慧平介绍说,现在许多法官都在关注仲裁领域中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的案例,在2019年9月11日审议通过的《九民纪要》中,对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签订“对赌协议”相关问题作出的意见就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此前颇具影响力的仲裁案例。

作为法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仲裁机构与司法的相互维护同样是保障公平公正的基础。程慧平说:“公检法也好,其他机构也好,其法律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要推动国家法律环境的良性循环和进步。”一方面仲裁机构严格遵守《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运行,另一方面对于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法院都尽可能地维护裁决的权威性,即使部分裁决可能存在瑕疵,也会尽量在与仲裁庭、当事人等多方沟通、研究后,通过其他程序对瑕疵进行弥补。

“仲裁机构和法院都是解决争议的重要机构,法院维护了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和权威,社会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选择仲裁。其实这也是给法院减压,法院目前处理的案件非常多,如果有更多的当事人愿意选择仲裁这种专业的方式去解决纠纷,无论对于当事人、法院还是仲裁机构而言,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程慧平说。

互联网背景下争议解决的革新与发展

2020年9月22日,第六届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程慧平受邀前往主会场参与论坛,这一届论坛的主题是“疫情下争议解决的全球革新与发展”。由于对互联网仲裁早有布局,论坛主办方之一贸仲在搭建“云端”仲裁庭方面有大量的准备。身为贸仲在册仲裁员,程慧平经历了仲裁“云端”开庭的探索,同时也对法院线上开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她对于本次峰会第三单元议题——“线上开庭——仲裁实践的创新发展”产生诸多思考。

(2020中国仲裁高峰论坛现场)

与现场的众多专家观点一样,程慧平认为,目前线上开庭相对于线下仲裁而言既有明显的优势,也存在着许多亟待破解的缺陷。

相比于线下仲裁,线上开庭相对便捷、经济,节省了当事人与仲裁员的在途时间与差旅成本,特别是在当前疫情防控期间外出、跨地域出行不便的背景下,使仲裁程序得以高效推进。

但是,在实际的仲裁开庭中,受制于通信设备与网络速度的技术限制,庭审有时并不能顺利进行,核对证据原件存在困难,在有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证人不遵守作证规则(如“证人不可旁听庭审”)的道德风险。

同时,程慧平介绍,根据贸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该规则给仲裁庭决定线上开庭保留了空间。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线上开庭的相关文件规定,线上开庭需要双方当事人同意。故贸仲在实践中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保持一致,以避免因程序异议引起当事人对仲裁庭或裁决书的挑战,这也是众多仲裁机构的现行共同做法。

但她同时提到,这项措施,也给某些当事人借此拖延程序提供了机会。程慧平建议,基于这项问题,仲裁机构可以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探讨,在取得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将案件是否采取线上开庭方式的决定权交给仲裁庭,解决当事人不当拖延程序的问题。

另外,针对网络技术导致开庭不顺畅的问题,她建议仲裁机构应开发并提升专用于线上开庭的软件,建设专用于网上开庭的办公室;针对核对证据原件和证人作证的问题,她认为应当加强机构间关于线上开庭的合作。

“如今全球各个仲裁机构都在思考,在目前的态势之下采取什么样的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希望借助论坛彼此交流经验,对世界争议解决的创新和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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