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风:汇丰银行向美国提供关键材料,但不要忘了还有中国法律

发布时间:2020-10-02 相关聚合阅读:

原标题:黄风:汇丰银行向美国提供关键材料,但不要忘了还有中国法律

编者按:9月28日,旷日持久的孟晚舟案再次在加拿大温哥华开庭,本次法庭辩论的重心主要围绕一份16页的PowerPoint展示文档。

根据美方的说法,孟晚舟在2013年8月与汇丰银行的一场会议上使用了这份PPT做展示报告,掩盖华为与其子公司Skycom的真实关系,在华为的伊朗业务问题上误导了汇丰,导致银行违反美国制裁规定。

孟晚舟律师则指出,美方误导司法,其提供的PowerPoint证据缺失了在向加拿大执法机关提供的证据中,遗漏了其中两页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表明华为并没有隐瞒其与Skycom的真实关系。

而美方之所以能拿到这份PPT,汇丰银行可谓“居功甚伟”。此前曾有消息称,汇丰银行此举是为了避开美国司法部门核查。

尽管汇丰银行和美国达成了“友好交易”,但不要忘了,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法律。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当地时间28日在温哥华再次开庭。图为孟晚舟前往法院出庭。(路透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风】

近期,媒体上报道了某金融机构涉嫌从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获取证据材料,并将这些材料提交给境外机构用于刑事调查和诉讼目的,须知,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可能导致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法律责任。

一、境外司法机关从中国调取证据的基本条件和途径

那么,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境外司法、执法机构在民事诉讼、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中如需从中国境内调取证据,该如何做呢?

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调取证据的司法协助请求,无论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首先都应当通过中国法律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提出,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联系。

因此,应当首先通过法定途径向中国主管机关提出请求,由中国主管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在通过审查后安排有关办案机关协助执行。中国有一系列法律法规调整相关的司法协助活动,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相关国际条约。

中国对外缔结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均指定司法部为中国对外接收或者提出司法协助请求的“中央机关(Central Authority)”,有些双边司法协助条约还根据对等原则同时指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为中方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中国参加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指定司法部和公安部合为中方刑事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中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指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中方刑事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

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的禁止性规定

这里我们有必要着重介绍下中国在2018年10月26日颁布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前文提到的作为联系途径的“中央机关”在该法中被表述为“联系机关”,该法明确规定中国司法部以及国际条约指定的其他机关是“联系机关”。[1]负责对外国调查取证请求进行审查并安排执行的主体是刑事司法协助主管机关,它们分别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2]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颁布实施对规范和完善中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填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空白和完善追逃追赃有关法律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协助外国司法机关在中国境内进行调查取证等刑事诉讼活动有了进一步的法律依据。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本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本法规定的协助”。

根据该法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外国执法或司法机关如需从中国境内获取证据材料,均应通过中国司法部等联系机关提出请求,并取得联系机关和主管机关的同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曾指出:“实践中有外国司法执法机关未经中国主管机关准许要求我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提供相关协助,损害中国司法主权和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可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对维护国家司法主权、抵制外国的“长臂管辖”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所规定的刑事司法协助,是指中国与外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互提供的协助,其中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等。[3]这里所说的“调查取证”涵盖所有收集、调取或提供证据材料的行为。外国机构、组织或个人为了境外司法诉讼或者执法活动的目的,在中国境内进行调查取证必须通过法定的司法协助程序,向中国指定的司法协助联系机关提出请求,需要获得相关主管机关的批准并由该主管机关安排执行。[4]

按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规定,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为外国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收集、提供证据材料或其他形式的协助也必须经中国相关主管机关批准,否则将构成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的违反。

如果一家境外金融机构私自通过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获取证据或从中国境内的证人处获取证言,并为外国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正在调查、侦查、起诉或审判的刑事案件提供这些材料,这样的行为当然构成对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禁令的违反。

三、向境外机构提供证据材料的其他限制性规范

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颁布之前,中国法律也禁止任何人在未经中国主管机关许可的情况下从中国境内调取证据,或者向外国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提供在中国境内获得的证据材料: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相对于民事诉讼以及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协助更多地涉及公共权力机关的职能分工和国家司法主权的行使问题,因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三款关于司法行为和司法协助主体的限制性规定,当然地适用于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中国《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限定为“司法机关”,第十八条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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